民国元年(1912年)，改归绥兵备道为归绥观察使。民国2年(1913年)，绥远改为特别行政区，裁归绥观察使，置民政、军政两厅，以绥远城将军为行政长官，始与山西划分为二。
民国3年(1914年)，将军改为都统，增设道尹、土默特总管，又设立了审判处，烟酒公卖局，塞北关等机构。民国4年(1915年)设垦务总局。以上三年多，因我不在绥远，所有政治变迁，不得其详。今只就我二次来绥以后的情况，约略言之。
我是1915年8月第二次分发绥远的。那时正是潘榘楹都统在任，适值袁世凯整顿吏治，雷厉风行之时，京兆尹王治馨贪污500元即行枪毙，一时哄动全国，绥远闻风，自是更加警惕。
我以考取知事到区，见了道尹张远伯，即欲委我到托县整顿吏治。及见财政厅长刘瞻汉又欲委我到清源局整顿税务，使我当时无所适从。自是厅道会商，最后决定委我为五原东南清源局局长。清源局是特区重要税收机关，每县都设有清源局，又因五原地方辽阔，还设有西北清源局，每局都附设有土药罚款稽核所。
清源局以收皮毛税为大宗。稽核所之设立，原因是甘肃多年种大烟，存土多由包头转运，我区经费困难，正好收些罚款，以资挹注。五原西北清源局设在五原县城，五原东南清源局，前任局长办了一年半，亦无正式局址。
我接事后，即将局址设在五原东南乡南柜窑子村，在黄河边老昭君坟附近。
设局未久，土匪四起，我局即遭第一次抢劫。那一天我局人员正在开饭，忽报土匪即将来村，我同局员急忙藏匿于村民家中。土匪非常狡猾，故意不动声色，拿了少数现钱，即速扬长而去。
我局人员上房，望见土匪已经过了黄河，即速回局清理票账、重要文件，以及各人物品。收拾停当，连夜回包。果然次早拂晓，土匪又来抢局，拷问看守局门的村民，逼问局员究竟藏在何处，沿村搜查，终无所获。
如果第一次也象这样搜查，我亦不能幸免矣。土匪用意主要是想请“财神”，如果绑上一两个票，就得要三千五千才能回赎，幸而早走了一步，未中土匪的毒计。
自是南柜窑子不能设局，乃将局址移至包头西门外五原边界的脑包上，整顿税收，大有起色。讵未及三月，卢匪占魁作难，围攻包头40余日，幸有孔庚师长驻守在包，布防得力，虽围攻如此之久，亦未得逞。地方如此紧急，而绥远不发一兵，进行剿办，殊不可解。
追究土匪发生的原因，根本由于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就拿清源局来说，我接任的东南局，前任开办一年又半，既无比较，又无预算，为时如此之久，仅上缴5000余元。
我接办一月，就上缴7000余元，第二月就上缴10000余元。那时包头税收机关，不下20余处，多半收款不开税票，开票则大头小尾。至于偷税走私，勾结私放，稽查员的无法无天，更是无奇不有。这里想谈一段奇闻。
包头土药(即鸦片)罚款稽核所，因为所长刘仲华系张远伯遭尹的舅父，可以为所欲为。所内稽查人员特别多。那时兰州有土客(即贩卖鸦片的客人)来包，即先电报稽核所，所内即派稽查员出外迎接。
这一次有一批大宗烟土，稽查认为发财的机会到了，乃作成圈套，一组出城远处迎接，因土客不熟悉路径，故意绕道，本来应该从西门入包，偏把土客领到东门，这时领路人即隐匿不见。东门卡长问土客从何而来，答日：从兰州来。
卡长说：从兰州来，为何不走西门而走东门?显系希图绕越偷税，立即将人、土扣留，报告所长，所长又立即请示财政厅长，当然回电：重办。所长立即将烟土没收，并将土客管押，听候重办。土客好容易多方贿赂，才被保外候讯。
据说这位土客刚死了一个独子，原系借此来包散心的，不料遭此不自之冤，即愤不欲生。一日拿了一把利刀去到稽核所抹脖子。闹了许久，仍将土药充公，仅仅发给土客一些盘费，打发回家了。稽查人员们所以做此伤天害理事，原因在于定章：罚款可以提成一半以为奖励。
包头驻有郑金声一团队伍，原为保障包头以西的安全，乃该郑团长花天酒地，牌桌不离，卢匪始而不过数十人，抢劫为害，每有报告，团长坐在牌桌上说快派兵出城剿办。一会儿，回报土匪已经远遁。过些时，又报包西公忽洞地方聚有卢匪数百人，依然照例派兵往剿，敷衍了事，回报又说肃清了。
不多时报告，五原聚卢匪数千人，照例派兵往剿。土匪摸清郑团长习惯，兵来散去，兵去匪聚，地方成了土匪世界。而那些当官的在包头还是照旧吃喝玩乐。那时包镇妓女最多。因有土栈、洋行、毛店，都是有钱的地方。
尤其土客栈钱更多，住一夜窑子，就给烟土50两，甚至更多一些。当时土烟每两4元之谱，一夜就是数百元。因此行店、土栈各地方到处都有妓女。这些场所，又是军官们行乐之地。
不花钱还要耍厉害，妓女对他们不得不强为欢笑，他们乐以忘忧，天塌下来也不管，卢占魁匪众就越剿越多了。
民国4年(1915年)冬，卢匪围攻包头号称万余人。每日傍晚到天明，枪炮声音不断，那时惟我最难过。因为我们清源局人员，都避回包头，收了10000多现款，放在我的寓中，风声一紧，就有被劫的危险。我战战兢兢，困守40余日。好在城防得力，匪因攻坚不下，乃转向东胜、萨拉齐、托克托三县出发，所向技靡。
东胜、萨拉齐两知事(忘其名)皆弃城逃走，以致地方糜乱，人民受害不轻。托县知事赵振勋系与我同时考取分发来绥的，为了保护人民，挺身出城与匪商谈，给以财物，请勿伤害人民，这种冒险保护人民的县官，在当时实是不可多得的。
谁知弃城逃走的知事，反而安然无事，而赵则被参革职了，真是岂有此理。地方土匪乱子越闹越大，京师震动，特派萧良臣率骑兵一旅来绥剿办，追剿数月才把卢占魁匪众赶出绥远境外，消灭过半。
绥远鸦片屡禁屡种，人民习以为常。每年禁者自禁，种者自种，最后总是收些罚款了事。
民国初年，袁世凯曾严令禁种，本区当然奉命惟诺，雷厉风行。托克托城向系种烟最多之区，当局特别选任我去托城署理知事。奉委后去见道尹，他说如果禁烟不力，知事即被枪毙。当时我已查明托县种大烟500多顷，我又不能畏难不去。到任之前，我就印好布告10000张，告文是：“偷种大烟，罪名极重。
倘敢故违，法无宽纵”16个大字。到任一接印，即先行印贴，一时满城满乡满村，到处贴满布告。人民认为来势甚猛，与历年禁种情形不同。我又随即召集士绅以及乡村负责人等谆谆告诫，真是舌敝唇焦，又亲自分赴各大乡镇轮流讲话，希望他们自动铲除，乃一推再推，还是观望者多。
县内原驻有一营军队，还驻有一个支队，队长名叫王占魁，我就同他磋商办法，希望他协同我组织一个督铲队。他看到今年禁烟与往年不同，愿意帮忙。首先令他的官兵把所包庇的或与人合种的大烟自动铲除。人民看到军队也抗不过去，于是大家都自动铲除起来，我因势利导，约同该支队长带领督铲队下乡督铲。
远近闻风，不到多久，几乎铲光铲净。这次禁烟的顺利，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正在清理善后，督率农民改种嘉禾之际，即赶上袁世凯登基改为洪宪元年。本区混成旅长王朝烈领衔称臣出奏，极表拥护，一时政局混乱，人心浮动。
王朝烈派上他的军队赶到托城禁止铲烟，并且大事提倡复种鸦片，地方人士无一不骂我办事激烈。我经此一气，酿成重病，不得不辞职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