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大明王朝1566》和《走向共和》这两部电视剧的朋友可以发现这两部剧有一个共同点：开场第一集都在算账。大明朝的尊贵阁老在算国库亏空和明年预算，李鸿章、慈禧和光绪在为组建海军和修颐和园的费用焦头烂额。在算盘的噼里啪啦中，观众们就看到了刀光剑影，所有的政务冲突和人情世故，都藏在一本本账目中。
所以说，想要深刻了解政府行为，就必须了解财税。想真正了解政府意图，就不能光读文件，还要看政府的资金流向和数量。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改革，政府事务经历了重大变革，财税体制也在随之不断变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影响深远，所以今天就浅谈一下分税制改革。
1. 分税制改革背景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特点，那一定是——承包。农村搞土地承包、城市搞企业承包、政府搞财政承包，对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承包制大大挺高了工作积极性。
在当时，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的收入支出也是实行的包干，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由于各省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承包形式和分账比例也是五花八门。
比如，很多地区实行的是“收入递增包干”，拿1988年的北京来说，以1987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设定一个固定年收入増量率4%，超过4%的增收部分归北京，没超过的部分则和中央五五分成。比如北京1987年收入100亿，1988年收入110亿，增长10%，那超过4%增长的6亿元归北京，其余104亿元和中央五五分成。上海实行的是定额上缴，每年雷打不动上缴105亿元；广东的包干形式更简单，1988年上缴中央14亿，以后每年递增9%。
不同地方包干政策以及经济情况的不同，各地的财政压力也不一样。继续拿广东来说，1988年，广东预算收入108亿元，上缴中央的14亿元也不过只占13%，而且广东预算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9%，所以广东的上缴负担其实越来越低。而上海1988年的预算收入是162亿元，上缴105亿元，占比65%，财政压力确实很大。
财政承包制度下，交完了中央的，剩下的都是地方自己的。因此，地方有动力扩大税收来源，大力发展经济。承包的财政制度也确实调动了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社会整体走出了僵化的计划经济，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收入增长。但是由于很多20世纪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很多根本制度尚未建立，由于改革转型的的特殊性，很多承包制注定不能持久。
财政承包造成了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全国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也就是说，不仅中央越来越穷，财政的整体也越来越穷，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中央穷比较好理解，就像之前举的广东的例子，地方财政收入相比于跟中央约定的恶固定分成比例增长更快，所以中央占比自然不断下降。至于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这个原因就比较复杂了。一部分原因承包制本身就很不稳定，中央与地方的比例分成每过几年就要重新谈一次。如果地方税收增长很快，那下次谈判就会有一个更高的上缴基数和更吃亏的分成比例，所以有的地方政府就会可以压制地方税收的增长。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当时盛行的预算外收入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两个比重”的下降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财政能力，让各项改革的推进步步维艰。改革初期的中国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很复杂，比如改革后地区间发展差异很大、比如国企改革后职工的安置、裁军后退伍军人的的转业等，很多地方都需要中央的财政投入，如果中央没钱，那普及义务教育、救灾等，就都是空话。所以当时的中国急需一场财税制度的巨大变革。
2. 分税制改革
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入分为三种：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增值税）。
分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增值税，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4。改革前增值税是最大的地方税，改革后变成了共享税。中央拿走75%，地方留25%。假如改革前的1993年，地方增值税收入为100亿元，1994年改革后为110亿元，那么按照新税制，地方拿25%，收入一下子从1993年的100亿元变成了27.5亿元。为了防止地方收入急剧下降，中央设立了“税收返还”机制：保证改革后地方增值税收入与改革前一样，新增部分才跟中央分。所以1994年，中央可以拿到新增10亿元的75%，也就是7.5亿元，地方拿到102.5亿元，而不是27.5亿元。这也让改革后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没有急速下跌，而是逐年地下跌。
但是分税制的实施比制定方案要复杂的多，地方的阻力很大。由于当时各省的省长、省委书记很多也兼任政治局委员等职务，比财政部部长级别还高，所以由财政部长谈判就很难进行。为了改革能顺利开展，就由中央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总理亲带队，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走了十几个省去，去面对面算账、做思想工作，经过了很是激烈的谈判，才最终让分税制改革顺利的推行了下去。
分税制改革是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根本性改革之一，也是最为成功的改革之一。它扭转了我国“两个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也更是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之后应对一系列重大冲击如97年亚洲金融危机、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汶川大地震等奠定了基础，也保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国企改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发展经济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