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国也进入新常态。如何应对新常态，并对中国经济增长做进一步的分析和预测，这是中国经济学者的重要任务。
一、新增长理论的贡献
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抛弃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关于技术外生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采用收益递增的假设建立模型。由于产品多样化（新知识）或产品质量提高可以导致收益递增，一些国家可能增长更快。卢卡斯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并引入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的存在意味着一个工人的生产率越高，他周围的人将越聪明，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解释。卢卡斯和罗默等人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研究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 年的沉寂后得以复兴。由于他们采用的新分析框架引入了技术创新的因素，得出了更加合理的结论，并使增长理论更好地与发展经济学融合起来。因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默，以表彰其在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
二、新增长理论存在的问题
新增长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①各自所采用的生产函数的形式结构需要更充分的理论论证；②把中间投入的数量、种类、质量引入生产函数，而假设资本或劳动力等因素不变，虽然是一种新的思维，但事实上资本或劳动力等因素始终在变化；③制度的因素没有纳入定量分析中；④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新增长理论虽在思想上有重要创新，但由于假设过多，引入了不容易测算的变量（如中间投入的种类、质量等），因而研究结论不能很好地贴合经济实际。
三、共协理论 的贡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建华和姜照华所著的《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共协理论方法》一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发展。
（1）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共协理论框架及建模方法。
从科技、人力资本与投资共协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把国内生产总值分解为劳动报酬、资本收益、共协利益，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建模方法。并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推导出内生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给出均衡时的基本特点。
（2）在模型中包容了决定经济增长的各个直接因素。
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不仅解决了劳动力、人力资本、固定资本（固定资本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科技、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问题，而且可以测算出经济环境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以往的增长理论大多偏重于某个或少数直接因素。
（3）测算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由此建立起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公式。
基于“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最基本、最本质的作用是提高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这是一项国际上的重要突破，目前国际上尚没有实用的制度创新测算方法。
（4）若干国家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分析。
在共协理论框架内，构建了中国、美国、英国、韩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意大利、爱尔兰、瑞典、芬兰这15 个国家的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实证模型（附录），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定量分析的结果符合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从而验证了此书所建构的共协理论与方法的正确性。
学者们以新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DSGE 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依旧存在如经济增长模型落后，模型组中缺乏创新驱动因素和结构转变因素等问题。此书把经济增长的共协理论、创新驱动理论、结构改革理论和有关的金融财政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等结合起来，构建经济增长的DSGE模型体系，构建整体的预期目标函数（效用函数），并把贝叶斯方法（后验均值）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先验值）等结合起来估计参数，进行模拟仿真和政策实验，把DSGE 研究推向了新阶段。
（5）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与结构改革的优化分析。
改革开放40 多年，中国创造了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奇迹，对此，此书从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的视角进行DSGE 解释和分析，并归纳出中国双轨制的渐进的结构改革和不断增强的创新驱动能力的分析框架。分析表明：1953～1976 年，中国经济属于依靠劳动者-积累物质资本型的增长方式；1977～2000 年，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15.9%，这两项合计为66.3%，资本的增长成为第一推动力；2001～2017 年固定资本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合计为58.2%，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制度创新这三者的贡献率合计为33.3%，为投资驱动模式。
此书对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降低杠杆率（负债/GDP）、抑制产能过剩、建设科技强国、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很多新的见解。从此书理论基础、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对15 个国家的实证测算结果来看，共协理论既不倾向于资本决定论也不倾向于创新决定论，而倾向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制度、劳动力及经济环境外部性共同决定经济增长。当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不同的。例如，美国自从1982年以来，技术创新（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创新（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及制度创新这三者的贡献率之和超过60%，因而属于创新驱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充分发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科技、制度以及经济环境外部性在经济增长中的协同作用，提高制度创新、结构转变、创新驱动和新的营商环境的推动作用，此书提供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决策依据和实践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