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二字总是意味着学生生涯的结束，意味着新的起点与开始，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高校毕业生们收拾行囊，离开校园，前往他们人生的“下一站”。然而也有一群年轻人选择暂缓离开校园，用延迟毕业的方式为自己划出“安全区”。
尽管从制度上来说，延迟毕业的高校学生仍是在规定的年限内继续学习，但我们在社交平台上常常看到诸如“延毕会是一生的污点吗？”、“延期毕业很丢脸吗？”类似的担忧，以及不少讲述自己因为学分没修满、论文没有通过、某些考试没有合格等原因，想要毕业却因学校硬性要求而“被动延毕”的例子。
《本科生延期毕业现象的透视与解析》一文分析了延毕本科生的画像：佛系心态、丧样状态、病弱体质，这些学生从“老油条”、“逃课生”、“学困生”最后沉沦为延毕生。即使最后成功毕业，延毕的污名也始终伴随着他们。有人在社交平台分享延毕经验时提到，找工作时一旦被HR知道，个人能力往往会遭到质疑。
但前段时间，“一批985毕业生选择主动延毕”的词条爬上热搜，“延毕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gap year（间隔年）”这类表达也在社交平台走红。一群人有心毕业却因为达不到标准而“被动延毕”，另一群人则不惜以少修学分、故意挂科追求“主动延毕”，后者甚至成了“聪明人的选择”。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预计有1158万高校毕业生，同比增加82万。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延毕意味着能保留应届生身份，而应届生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不仅能参与相对门槛更低的校招，也能报名参加一些只面向应届生开放的考编、考公的岗位考试。
所谓“延毕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gap year”，但gap year的出发点是打破框架式的生活，可主动延毕的高校学生们却似乎在框架内持续内卷：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那便延迟一年毕业，期间多做几份实习优化履历等待下一年；没有考到理想的岗位，那便延迟一年毕业，备考复习争取下一年上岸。为了学校之外、毕业之后的目标，他们决心延长呆在学校内的时间。
前耶鲁大学教授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一书里写道：“当今的名校大学生，对成就和成功有着一种被压迫式的追求：他们都觉得自己必须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从而再接着去追逐下一个目标。”
人类学家项飚和袁长庚在《我的这份工，与人类学家聊聊青年与工作》的直播对谈里提到了“人生的游戏化”，指的是人生像游戏一样会遵循一种简单的“付出即有回报”的规律。考试正是人生游戏化的注脚，也是做了二十几年学生的大学生最熟悉的思维方式，即我为此付出，就应有所收获。而当以往的付出没有获得满意回报（工作）、付出即有回报的链条被斩断之时，好像除了再付出一点、多付出一点之外，这些年轻人束手无策。
在这样的情形下，走出校门犹如跌落悬崖，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而选择延毕就能待在学校，这成为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项飚提到，他在与青年的访谈中发现，付出即有回报的链条断裂带来了青年进入社会的焦虑，一份付出无法获得一份回报又让青年人的失落滋生。相信付出-回报的规律，世界就是确定的、可知的、可控的。当规律失效时，部分年轻人在不安与焦虑中更加追求确定性与稳定性，踏上单一的路径，选择考试这个熟悉且代表付出即回报的方式继续前行。
毕业季的学生时常看到“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的寄语。但或许选择主动延毕的高校生更愿意期待人生是《塞尔达旷野之息》。在海拉鲁大地上自由奔跑的林克，无论是点亮神庙、寻找英杰还是拍照、看风景，游戏里的所作所为都会变成可视的数据。但也只有游戏世界才会忠实地遵循付出-回报的单线规律。
确定性真的是确定的吗？在考公考编以追求稳定确定之时，激烈竞争的不确定性陡增：2023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录笔试计划招录3.71万人，共有152.5万人报名参加。主动延毕的学生们试图以时间换取空间，在自己与社会之间划出安全地带。但安全区真的安全吗？或许正如一些社交平台上的延毕日记所写的那样：“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