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是买“东西”
而不是买“南北”
中国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哪怕普通的日常用语,说不定也包含复杂的典故,多数人不注意罢了。
举个例子:“出门去买东西”,大概算最常用的话了。可为啥是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买“上下左右”呢?关于这个“冷知识”的解释,说法有好几种。
其中,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是与当年大唐都城、世界级的都市——长安的雄伟布局有关。
巍峨耸立、气象万千的长安城内,各种功能布局严格规范、景然有序、一目了然。除大明宫、太极宫殿、皇家内城,以及芙蓉园、大雁塔这样的景区外,主要以“坊”(居住区)、“市”(商业区)纵横排列组成。
市分为“东市”与“西市”;它们是各类日用品、货物的集中交易场所,而不允许到处摆摊设点、影响市容。
这样一来,住“坊间”的市民有购物需要,基本只能去东市、西市“买买买”——渐渐就变成“买东西”,流传下来。
巍巍大唐,给我们留下的印记之深,可见一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时至当代,《长安十二时辰》这样以唐朝生活为背景的剧目,仍大受欢迎;上世纪九十年代,著名的“唐朝乐队”声光电舞、歌声高亢入云,重金属嘶吼“仿佛梦里回到唐朝”,让人心潮澎湃、如痴如醉。如果换成“梦里回到宋朝、明朝”呢?就有点不伦不类了,至少不适合摇滚。
众所周知,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叫“唐人街”,春节广受欢迎的服饰是“唐装”,古装丽人翩翩起舞、美不胜收,多采用唐朝的妆容打扮。在古代中国,除汉代以外,没有一个朝代,影响力能达到它的高度。
商品经济发达
首次出现有“纸币”概念的票据
是什么因素让“大唐”魅力如斯?
首先,经济的长期繁荣、稳定。从初唐、武周到盛唐这一百多年,社会经济不仅从隋末满目萧条的状况中迅速恢复,而且稳定发展百年以上,实现了西汉以来少有的治世、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历史学家总喜欢比较欧亚大陆两端,研究所谓“轴心文明”的演化进程。他们发现,“罗马帝国VS汉帝国”有颇多共同之处:比如都疆域辽阔、影响深远,奠定各自文明的基础;持续时间都在四百年左右;汉朝分为“西汉”“东汉”,罗马也先后有“西罗马”、“东罗马”等。
然而,欧洲自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后,再也没有统一过;东亚在汉朝覆亡后,虽也经过近4个世纪的分裂与混乱——晋、隋短暂统一,又迅速分裂;但大唐289年、尤其前期100多年,再现并超越了汉的辉煌。
自此以后,中国再也没有超百年的大动荡、大分裂时代,不像中世纪后四分五裂的欧洲。东方文明,也维持了一千多年的强势。
具体来说,唐代经济的突出成就包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经济总量迅猛发展,逐步接近、乃至超越了黄河流域的水平。
这既得益于东吴、东晋等六朝以来,南方的长期持续开发;也得益于一些具体农业技术的出现、突破,比如“铁犁牛耕”、“江东犁”、“一年两熟”水稻种植,以及富有成效的水利建设等。
安史之乱后,这个趋势越发明显。对比战乱频频的北方,南方相对安定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移民,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持续繁盛;“苏湖熟、天下足”逐渐成为事实。
不仅农业发展迅速,商业也特别发达。
唐朝定都长安意味着,来自于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铁骑,成为现实的威胁。盛唐国力强大后,派遣雄师远征,横扫沙漠、打通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控制范围远延中亚;商业上的收获,则是天生的商贾——阿拉伯人、波斯人,成群结队地沿着这条路来到长安、寻觅商机;驼铃声声,铸就了“丝绸之路”的辉煌。
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失去控制,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大量的丝绸、茶叶、陶瓷等转向南方,寻求出路;又意外地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迅速崛起,商贸往来异常活跃。如韩愈描述过的:“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
手工业也有巨大成就。
比如丝绸之路货物的主力之一,就是“中国制造”的丝绸——各式各样的锦、绢、绫、罗、绮、缎,上面印制精致的民族图案,受到世界各地的疯狂追捧。丝绸的制作,拉动了蚕桑业、纺丝业、织造业等的繁荣发展。
再如陶瓷业——著名的越窑青瓷、秘色瓷、“唐三彩”,成为丝绸以外的第二大主力。当时,除了中国,世界各地都不具备烧窑制瓷的工业能力,要拥有如此轻便、既美观又实用的容器,只能通过外贸渠道。
此外,造纸业、造船业等等也成就斐然。
商品经济是如此发达,远距离贸易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唐代第一次出现了带有“纸币”概念的票据:“飞钱”。从长安、扬州出发,到广州山遥水远,大宗货物交易需要大量的铜钱,既不安全又不便携,商人们便发明了基于信用的“票据汇兑”——金融业务雏形出现。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大唐经济确实曾非常繁荣,但真要论发达、富裕的程度,历朝历代,倒未必能排在最前面!
宋、明、清甚至隋的鼎盛时期,都是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尤其宋代,史家公认经济最繁荣、文化最丰盛、人民最富裕。陈寅恪先生所谓“盖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肇极于赵宋之世”。农业经济比较简单,人口就能说明点问题:大唐高峰时9000万,算创历史新高了;而北宋竟达1.3亿之多;明鼎盛时2亿;清乾隆时更达到4亿的峰值。
大唐的魅力,除经济繁荣外,还来自于强大的军事力量、广阔无垠的疆土面积,鼎盛期国土1240万平方公里。
不过,这张图基本也就在“开元”早期,持续时间并不长。经过安史之乱、进入藩镇割据的中晚唐之后,疆域迅速缩水;不仅痛失河西走廊,被吐蕃、回纥侵吞了大部分国土;而且黄河以北的很多区域,中央都失去了人、财、物的实际控制,只勉强维持着名义统一。
如下图所示:
事实上,就算盛唐时的1240万平方公里,也比不了清朝维持近百年的1320万平方公里、那饱满的“秋海棠叶”图,来得壮观。
论军事力量,大明永乐年,成祖多次亲征、横扫漠北,将强悍的蒙古铁骑打得落花流水,其强大,完全不在盛唐之下。
“梦回大唐”
离不开独一无二的“气质”
《明史》盛赞:“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幅员之广,远迈汉唐”,绝非虚言。
然而,要高歌一曲“梦里回到明朝”,肯定觉得浑身别扭吧?
确实,我们更习惯“梦回大唐”,除经济、军事、国力等“硬件”外,还有其他因素——很大程度上,由于它独一无二的气质:自信、乐观、大度、开放、包容。这是大唐与生俱来的,在那么多伟大的王朝中、显得卓尔不凡,使人念念不忘。
怎么解释呢?且回到气势恢弘的长安城:
它整体呈长方形,外郭城南北长9.7公里、东西宽7.8公里,周长35公里,加上附带的区域,总面积达84平方公里。
这是什么概念呢?是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罗马城的7倍,现存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人口超过百万。
长安,可不仅仅是大而已。比较耐人寻味的,在城池西北、有大门名叫“开元”;门前立了块碑:“西极道九千九百里”。翻译过来:此去大唐极地西江,路不算太远——还不到万里!这就是“盛唐气象”的一个缩影:以强盛、傲人的综合国力为后盾,自信、潇洒、从容。
众所周知,李唐有胡人血统;太宗李世民,母亲、祖母都是鲜卑人。他打天下时,是公认的“战神”级人物。标志性动作,是“孤身犯险”:率数百精锐,就敢冲锋万人大阵;虎牢关之战,以数千大破十万,扭转整个战局。
这份自信、勇猛、坚定,为他赢得游牧民族的尊敬,有了双重身份:汉人的皇帝、草原人的“天可汗”;而某种意义上说,它很可能也影响到大唐、作为一个国家的气质。
当年的长安,是海纳百川的世界级都市,汉人、鲜卑、西域、突厥、波斯、阿拉伯...各种肤色、文化杂然相处,相互融合。唐代服饰,一反汉人传统的“宽袍大袖”,改为“胡服窄袖”(尤其女性服饰,以开放著称);歌舞乐器,融入了众多少数民族元素,兼容并蓄、互补短长。日本派出无数遣唐使,倾心学习、回去“山寨”大唐模式;玄奘这样的高僧,用毕生精力西行取经,哺育中华文明、水乳交融。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大概很自然,就会心胸开阔、奔放自如,有“盛唐气象”吧!
其实,形容这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人的作品、可能就足够:李白。所谓“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那就重温一下经典,结束我们的“大唐之旅”:
“...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 ”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应未闲。”